開學後『短片製作』的第一堂正式上課,介紹了基本的鏡頭語言後,課堂中我給了同學三十分鐘的自由時間,走出教室,在校園裡試著拍一張能夠呈現此刻心境的照片,然後回到課堂上分享。一方面讓同學練習用影像說話,傳達意念,另一方面也是進入所有創作人都難以遁逃的功課,就是學習面對自己。

  習作的結果大致在意料中,在視覺傳達上有許多同學展現了不錯的潛力,我想這也是選擇來修這門課的同學所具備的特色。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卻是超過四分之三的同學所傳達的此刻心境,都是對生活感到茫然與沮喪,對未來的出路存在著難以抉擇的矛盾。面對這樣的集體氛圍,我忍不住苦笑著說,或許我們應該改個課名,來幫大家上一堂療癒課更適合,此話一出果真大家都笑了。

  站在講堂上看著此情此景,我其實有一部分的心思好像搭上了時光列車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課堂上,當時我也是坐在清華教育館通識課裡的學生,應該也是有著一雙看不見未來的茫然雙眼,心頭焦慮著踏出校園後該何去何從?

  但現在回想起來我是幸運的,可能是當時叛逆的我選擇了一種不甘心的態度,不願意讓自己就這麼沉溺在茫然的暗黑系漩渦中,反倒是努力的想尋找可能的出口,而毫不設限的通識課對我來說,彷彿就是一扇扇通往自由的窗,我藉以用力地吸取養分,尋找自己的可能性。後來,一堂李道明老師的『錄影帶製作』課,果真讓我找到了未來可以闖蕩的領域,透過影像來記錄人生,觀察社會,分享故事,我深深為此著迷,也奠基了未來踏上導演之路的基礎。

  回到此時此刻,我站上了講台,看著台下的同學,其實我也能看見同學們在茫然背後藏著一股不服輸的傲氣與熱情,或許五年,或許十年,在未知的命運安排下,在各種可能的領域中,或許我也可能坐在台下聽著他們的故事,分享著清華人的驕傲。我是如此的期待著。

  所以,在每一門的通識課開場,我總要嘮叨的像老媽子碎念般,希望同學不要只看見通識的學分數,不要只算計著涼與甜的短暫好處,想想如何善用通識課,讓自己更豐富,讓自己的翅膀更厚實吧!至少我曾經是這麼飛往我所嚮往的天空。

  去年我回清華任教前,剛好完成了一部紀錄片《我們這樣拍電影》,說了一段關於2000年後台灣電影的故事,同時也在去年底於釜山影展國際首映,以及金馬影展台灣首映。這是一段非常特別的時期,這十五年間曾經是台灣電影史上最低潮、最落魄的時期,也是寫下台灣票房最高紀錄的年代。

  在2000年前後,李安導演的「臥虎藏龍」得到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緊接著楊德昌導演的「一一」獲得坎城影展最佳導演,林正盛導演也在柏林得獎,看似台灣電影揚眉國際的時刻,其實是國內電影狀況最糟的時候,歷經了九零年代無法抑止的盜版行為,以及片商出走,和最後政府竟然在WTO談判時,毫無保留的開放了好萊塢的電影進口!這接連的打擊,讓當時台灣電影的年產量不到十部了,而且許多電影人幾乎都要靠著電影輔導金才能開拍。

  我印象很深刻,當時媒體好幾次下標寫著「台灣電影已死?」現在想想還好後面是問號,而非句號。

  結果電影當然沒死!而且我從來不覺得台灣電影會不見,因為我見著身邊一群電影人的熱情與使命,哪怕只拿了一百萬的輔導金,他抵押家裡的房子都要拍電影;台灣電影當然不能死!不管你多愛看好萊塢電影,多少機會看國片,但試著想想如果我們有一天,我們不能拍自己的故事,我們失去了自己國家的電影,能接受嗎?我曾經好幾次在課堂上問著學生,如果我們沒有自己的電影這樣好嗎?大家愣了一會兒後,幾乎是一致的搖頭。

  其實電影不只是娛樂,電影也是藝術創作,更是一個國家社會的文化財,如同鏡像一般反映著當代社會的容貌,也吐露著人性的慾望,和社會問題的困窘之處,就像現在回頭去看早年的台語片、與健康寫實時期的電影,那些隨著電影而記錄下來的影像、觀點與當代生活的縮影,真是彌足珍貴,更遑論八零年代台灣新電影,正巧以寫實主義風格捕捉到台灣面對解嚴前後的政治現實與社會變化(2002年我也完成了《白鴿計畫—台灣新電影20 年》紀錄片)。現在說起這些關於電影的故事,可以從時代背景、從環境、從創作軌跡來認識台灣電影,其實也可以從這些電影來回望台灣近代社會的變化,於是這學期我開了一堂關於電影的課『台灣經典電影賞析:藝術、政治與社會發展』。

  同時我也思考著,我們正面對著台灣在文創政策上的模糊與不明,雖然從產業界到教育界許多人漫天喊的熱火,但我在媒體界工作的經驗,卻讓我看到了台灣面對文化議題,以及創意、美學教育時炒短線的投機心態。這也是讓台灣的文創產推了這麼久卻都沒有令人振奮成果的原因之一吧!

  看看韓國的文化產業政策,當他們確立重點方向在影視產業與數位內容產業時,便以十年計畫培育影視人才,在政策上保護韓國本土影視產業,並且嘗試在學校教育中安排音樂、劇場、電影課程作為必選。反之台灣經常是提撥一筆大預算,就希望趕快看到成果,導致煙花式的活動和計畫很多,但能積累的成果經常是一場空。這是我經常擔任相關藝文補助評審,和參與活動的感慨,因此更體認到讓學子回歸美學教育,以及多瞭解台灣文化,是刻不容緩的扎根工作,也是台灣要提升創意競爭力的基礎。

  還記得上學期在『文化創意激發與新媒體』的課程中,正好遇上了毬果的季節,我就曾經撿拾了一大包毬果,在課堂上發給同學,那是我們在清華大學經常會看見,卻總是視而不見,踢它、踩它,卻從沒好好摸過它的玩意兒,我問同學:他們除了是毬果,還可以成為什麼?試著去看它的模樣(視覺),摸摸它(觸覺),想像它(創意),可以延伸出什麼樣的設計產品?同學一開始的反應很驚訝,也很困惑,但最後他們上台分享創意時,卻十分精彩!在下一堂課,我跟他們介紹許多設計師從毬果和植物延伸出的得獎作品時,我清楚的看見了有些同學的眼睛發光了,當下我也跟著開心。雖然還是會有同學問我這跟考試有關嗎?

  「沒有,但可能跟你的人生和未來有關。」

  我想這或許不是他期待的標準答案,但卻是我打心底想跟他說的話。創意來自生活的觀察與積累,而無感是美的最大敵人!

  再回到清華,過去未曾是我的人生規劃,很感恩今年初這個殊勝的機會讓我加入了清華通識中心,不得不說因緣真是巧妙呀!

  也跟大家預告10月1日下午兩點在新竹影像博物館,有一場《我們這樣拍電影》紀錄片的特映活動,誠摯邀請老師和同學們來看電影,映後還有我和策展人王耿瑜分享台灣電影的幕後故事。同時在9月30日同名書《我們這樣拍電影》也將由大塊出版發行,收錄了我在過去十六年間兩部紀錄片中與五十多位台灣電影圈四代電影人的訪談錄。新書的分享會在10月7日晚台北閱樂書店,也歡迎大家來坐坐。
(博客來書訊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29581

蕭菊貞 老師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紀錄片製作/導演、電影電視戲劇製作/編劇/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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